“示众”——极刑之上的刑罚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逢年过节，最热闹的地方除了各大庙会，就要数位于南二环的菜市口了。

其实，菜市口的热闹和繁华要比这早得多，可远溯至明代，这里本是当时北京城内最大的蔬菜市场，并因此而得名。只不过明代时叫做“菜市街”，清代才改称为“菜市口”。所谓菜市口，并不仅指一个路口，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印制的《清北京城图》上标注的菜市口，位于宣外大街与广内大街交汇的路南，东起神仙胡同，西至北半截胡同，是一个区域的泛称。

菜市口的繁华源于其在北京城中所处的特殊位置。明清两代，南方各地的商贾、货物要想抵达京城，除了京杭大运河的水路之外，还有一条旱路—沿太行山东麓，走北京城西南的芦沟桥跨越永定河，从广安门进城。而菜市口恰恰就位于进城后不多远的宣武门外大街和广安门内大街的交汇处。经菜市口向北可入宣武门，向东直行便是正阳门，于是这里变成了集散货物、分流交通的要冲。甚至各省用于接待本省人士赴京考试、经商的地方会所诸如湖广会馆、潮州会馆、南海会馆都聚集于此。

然而菜市口的闻名于天下，并不仅仅因为它的繁华喧闹，更多被后人提及的，是它的另一个用途——大清刑场。

血腥恐怖的刑场，难道不应该选择荒郊野外的僻静之地么？清王朝为何会将闹市做为刑场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同样定都北京的元、明二朝，都把刑场设在了哪里。

到了明代，刑场改设在西四牌楼，也是当时的交通枢纽。在这里有两个著名的人物被处以极刑——凌迟。他们就是刘瑾和袁崇焕。这两人一奸一忠；一个是宫中宦官，个是守边将领；一个祸国殃民，一个保家卫国。由于满清的反间计和时人对袁崇焕的误解，两人被凌迟时都受到了百姓一样残酷地对待——相争食其肉。

如此看来，元、明两代的刑场，都设在了城中的繁华之处。清王朝只是延续了这种传统。答案已然呼之欲出，以闹市为刑场的原因，无非是把刑场设定为一个舞台，一个展示极刑让更多人围观的舞台。对于一个看重名声清白的人情社会，这种将极刑“示众”的做法，无疑是比死亡本身还残酷的一种惩罚。因为这样的惩罚，并不以死亡作为终结。

同时，在民智未开，又缺乏有效教化途径的古代，杀人示众以血腥直观的方式刺激了百姓的视听，最大程度地达到了行刑以威慑百姓的作用，成为当时“法制教育”的一种主要手段。

清代一朝，死后惨遭示众最久的，恐怕要数雍正年间因牵扯进年羹尧案而被判斩刑的汪景祺。当时雍正皇帝在对汪景祺的处理意见上，朱批了“立斩枭示”四个字。这个“示”字便指明了不光要砍头，还要把这颗脑袋悬挂在菜市口示众。这颗头颅在菜市口挂了多久？一直悬挂到雍正驾崩，直到乾隆朝左都御史孙国玺上书说实在有碍观瞻，这才将早已风化的头骨择地掩埋。

通往死亡之路

上个世纪末，拓宽广安大街的同时，由菜市口丁字街向南开辟出一条连接二环的宽敞马路，原来的丁字路口，变成了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菜市口胡同也随之晋级为“菜市口大街”。可清代时，汇集于菜市口的三条胡同都不及十米宽，碰上“刑人”的日子，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场面可想而知。清代小说家和邦额就曾记述过，有一次正逢秋天路过菜市口，“刑人于市，阻不得进”的喧腾场面。

当时在菜市口受斩刑，民间称之为“出红差”或者“出大差”。所谓“红差”，比较形象，指的就是流血毙命。而“大差”则较为隐晦，大意是说您这趟差出得时间特别久，久到永远都回不来了。清代京城等待处死的犯人，有大半是关押在位于今天北京东城区帽儿胡同一带的顺天府监狱。从这里将犯人押解到菜市口有段不近的路程，道路两旁做生意的、路过的、寻常住家，都会侧目围观，指指点点。在这条通往死亡的漫漫长路上有两个必经之地，一为甘石桥，二为宣武门。这两处地方也因此被戏称为“赶尸桥和“死门”。只可惜当时的“甘石桥”如今只保留了地名，位于今天的西单商场附近，而那座栏杆石桥早已无迹可寻。宣武门也在1966年修缮地铁时被夷为平地，转而辟为宣武门东、西大街。

不过按照清朝律法的程序，想要把犯人送到菜市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要经过层层审讯与批示。

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 网址: http://www.fzyshzz.cn/zonghexinwen/2020/0819/420.html